增强反恐安全防范措施具体可以分为三类。
借鉴世界主要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制定中国特色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强化污染土壤防治的能力和水平，是立法上的进步。而且，引发土地破坏的行为又能引起土壤污染的灾害结果。
进入专题： 《土地保护法》 。源头防控原则，是指为了保护土地质量与数量，法律强迫土地使用者、占有者和在土地上进行活动的当事人，必须采取防控措施以防止土地损毁。3.土壤污染是土地损毁的结果之一 污染土地的行为与破坏土地的行为有根本区别，污染土地，是向大自然弃置或排放的析出行为，引起土地的化学成分变化而损害土地的使用功能属性。其中，土地污染的法律责任所影响的客体，不是环境要素而是土地资源要素，损害土地资源要素的被损害人更具体、更明确，这也是《土地保护法》与《环境保护法》的根本区别。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正处在修改时期的《土地管理法》，仍然没有设想将土地损毁的源头防控体系纳入立法之中。
由此看来，土壤与土地之间是种属关系，土壤仅是土地的一种自然构成要素，两者的差异明显，但又不能截然分开。(参见孙婧：《矿业用地制度改革的初步思考》，《现代矿业》，2013年第11期。二是慈善组织集体不履行组织职责，危害公众利益。
这也就产生了实质上的慈善组织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人员要求上，社会团体要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参见《曹德旺的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南方周末》2010年9月30日。随着慈善信息的快速增长和日趋分散，慈善组织跨区域活动也越发频繁，这也与跨区域政府的协同治理相联系。
第四是政府的过度干预不利于慈善组织之间的正当竞争。慈善活动的背后带来的是经济资源的流动，即从捐助者最终流向受助者。
政府福利政策范围与影响日益扩大，同时，公益服务购买规模越来越扩大[17]，其涉及的服务类别和数量不断增加。同时，政府较深地介入慈善活动也有其内在制度原因，因为基于传统观点，政府是作为社会治理过程中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而存在的，它具有保护公共利益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慈善效应可以体现在舆论中，也能体现于每个人的内心确信的过程里，这种慈善效应既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也与历史文化及社会氛围等因素有关。在公共领域，慈善组织和政府按照分工，共同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和独立主体，以公共利益为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合作基础进行合作。
另外，政府部门有时候会作为受捐主体接受捐赠，《公益事业捐赠法》第十一条规定：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接受捐赠。要么直接自由幵展慈善活动，成为地下草根慈善组织。但是这两种规制强度都可以被划入强规制的范畴，因为产生哪种具体规制效果全然是由行政主体来决定的，换言之，慈善活动接收到的行政规制的强度是完全由行政裁量决定的。政府基于慈善组织在资金来源和使用方面具有的特殊性，必须对慈善组织进行登记管理和监督。
[5]民政工作法规教材编写组：《民政工作基本法规》，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但日益扩张的行政任务已促使人们开始关注行政行为的上游，继而触及实质政策形成的过程。
其次，行政监管能有效避免慈善组织存在的滥用自治权风险。《静安区社会组织联合会被评为全国先进社会组织》，载《文汇报》2010年3月2日。
为了做好慈善环境的营造者，政府要进一步宣传慈善文化，营造良好的慈善社会氛围。最佳行政状态中的政府不仅能作为慈善法治秩序的基本构建者而存在，最佳行政的理念也可以产生弥补政府在提供慈善公共服务不足缺陷的效果。此外，我国民政部门1988年才取得管理社会团体的权力，以当时民政部门的力量要完成社会团体的审批事项是远远不够的，不得不求助于其他部门的合作。可以这样说，怎样的规制思路构造出的行政法治环境就会产生怎样的规制效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样态与行政法治的规制效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5]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公信力简而言之就是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程度。
当行政主体认为慈善组织的行为目标已经远离政府为其设定的区域时，第二种动机就促使行政主体尽可能地扩张它的权力范围，甚至会直接干预慈善组织的运行，以促使慈善组织的行为目标尽可能地与行政主体保持一致，但是当公权力过度介入以至于影响到慈善组织对行政任务完成的协助作用时，行政权就有可能会主动放松对慈善活动的控制，可以说行政权的干预程度其实是在两种规制强度之间进行摇摆。这种强规制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对慈善组织的设立、管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采取双重管理体制。
其次，慈善组织难以找到愿意承担政治责任的业务主管单位，很多单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往往推脱、拒绝慈善组织的请求。从这个角度看，慈善活动中的行政规制不同于其他事务中的规制，如行政处罚是以解决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责任而出现的，行政许可是以回应行政相对人对特定资源或者资格的取得请求而出现的。
进入专题： 慈善 法治 行政规制 。注释: [1]鉴于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在这个部分将行政理解为狭义的行政体制肯定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在行政议题宣导的表现上，应该适度引入执政党的意志。
第一重法律关系是行政领域的行政确认关系。[11]何卫卫在《准行政化——我国慈善组织运作的策略选择》一文中把慈善组织与政府有着相似运作逻辑称为准行政化。慈善组织不应该只是一个单纯的政府管理对象，而应该是混和了承担部分公共职能的主体身份和被政府和社会共同监督的客体身份的一种新型混合体，政府可以为慈善组织设定准入的条件，也可以对慈善组织的资金使用等方面通过合法程序进行审计和监督，还可以在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上要求慈善组织进行合作，但是不得干涉慈善组织在合法的目的之内以合法的方式筹集、支配和使用资金和服务的行为，也不得对慈善组织的人事方面给予强制性安排，要尊重慈善组织在资金、人事等方面的自治权。对于运作中监管而言，2011年12月16日，民政部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对有关慈善活动信息的公开问题作了比较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加上目前对慈善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使得业务主管部门对慈善组织有很大的干涉权，因为很多慈善组织是依托政府部门设立的，所以在负责人推荐、人员任免等环节给政府干涉慈善组织留下了空间。这种没有外部竞争的环境不利于我国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因为外部竞争的缺失可能导致一些大型的慈善组织官僚化作风，工作效率低下，无法更好地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对于这种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给予税收优惠倾斜，以此来主导国家的大部分慈善市场，同时这些组织在组织形式、组织结构等方面与政府部门极其相似。在宪政架构下，立法活动通过隐含于具体法条中的导向意识为行政活动的具体展开提供方向，立法对行政的尊重也体现在对行政裁量空间的尊重上，只有在最佳行政模式下，对裁量自主性的尊重与对合法行政的追求才能被真正有效地结合起来。
[2]国务院在2000年12月发布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现建设试点方案》指出：大力发展慈善机构，服务于贫困家庭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从上述行政作为可以看出，慈善活动在整个行政活动中的能见度无疑是越来越高的，并且可以归结出行政对慈善活动的态度，即我国政府在积极促进慈善活动开展的同时，对慈善活动进行有较明显功能导向性的行政规制，并且行政规制的方式方法有明显变化。
司法在事后的审查成为合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制度设计者通过开辟行政救济途径，法院以维护个案正义的方式保障合法行政的实现。第三，从对慈善行为的行政引导来看，民政部制定了《慈善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2000年5月12日民政部令第22号发布)和《全国性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初审暂行办法》。并且只有找到了能够起统御作用的理论工具，后续的制度应对才有理论指导并有的放矢。行政监管主体可以通过搭建信息公开平台等手段，有效缓解慈善组织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行政监管一方面能够有效纠正慈善组织运行过程中的这种不正之风，并通过事后监管机制对慈善组织出现的问题加以补救，追究违法违规行为主体或当事人的行政责任，保障慈善组织依法正常运作，实现慈善正义，还民众以真相和公道，从而挽救慈善组织整体的公信力。民政部2005年还发布了《促进公益慈善类民间组织发展的通知》，2008年成立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设立了慈善和社会捐助处。
[27]仲志磊：《NGO注册管理模式的新探索——以NPI模式为例》，《知识经济》2009年第13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信用评级、行政奖励、税收减免等行政授益监管手段引导慈善组织避免自治权滥用，从而有效避免慈善组织滥用自治权的风险。
由于等待时间过于漫长，申请成立的慈善组织就会另辟蹊径，要么不走登记注册程序，转而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国外的许多大型慈善组织往往不信任官方组织，有的国家法律还明确规定如果本国慈善组织向外国官方捐款物需要缴税，这导致了对由政府接收募捐的限制，因此许多外国慈善组织来到中国首先寻找的是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慈善组织。